說實在的，當日知道 "監生" 燒死一隻狗只判八個月，本人也十分激動。但是，對於香港的法律制度我還是有一點信任的 。從裁判官的評語看來，我相信，如果法律條文容許他判處死刑，那行凶者應該已經問吊。
我把文章抄下來，請大家用少少時間，看一看，那就更加知道問題在那裡。
記著，我們不是無理反對所有的事，我們不可以讓別人覺得我們是一群無理性的人啊。我們要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物。打擊別人之前，我們要先了解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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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轉載] 自｢經濟日報｣2013 年 2 月 18 日 ｢評論版｣
本月初，社運人士古思堯因去年在中聯辦外焚燒國旗，被判入獄9個月，社會馬上有不少聲音指判刑過重。恰值另一宗與火有關的燒狗案日前宣判，被告殘酷對待動物罪成，需監禁8個月。
判刑輕重 須遵守法例及指引
兩案相比，網絡上即時有討論指法院量刑極不公正，「活唐狗比不上死國旗」。特別在燒狗案中，裁判官指被告行為「有預謀」及「滅絕人性」，是自己過去20年處理過最殘酷和最壞的虐畜案件。如此殘忍行為換來的刑罰，竟比燒一幅國旗以表達政治訴求還要輕，法院的判決似乎有違其維護法律的權威、彰顯司法公義的責任。到底怎樣的判刑才叫公平公正？
公眾對法院的認識多來自媒體的報道，一般以為有些「釘官」判刑重手，另一些法官則比較寬鬆，量刑的輕重似乎任憑法官的個人判斷。但實際上，法官就刑罰的判決並非全由己意，隨心所欲。相反，其量刑往往受到各項法例、案例以及量刑原則限制。
本港大部分刑事條文均設定最高刑罰，上訴庭亦會在判決中就常見的罪行（如藏毒、傷害他人身體及盜竊等）定下詳情的量刑指引（sentencing tariff），下級法院判案時大體不能偏離這些條文及指引。理論上，下級法院可以透過區分案情決定案例、指引是否適用，但刑事案一般難如此處置。
自首認罪獲減刑 效率攸關
此外，香港法院判刑需跟從普通法四大傳統量刑原則：第一是懲戒（retribution），要罪犯按其所犯罪行及罪責（culpability）得到應有的制裁，是所有判刑的最基本原則。第二是阻嚇（deterrence），令罪犯本身及其他人不敢再犯罪。在上述案件的判詞之中，兩名裁判官均提及需對兩名被告「判處具阻嚇性刑罰」，便是例子。
第三是隔離（incapacitation），通過長期的監禁令罪犯不可能去犯案。2004年，65歲老翁嚴金鐘在地鐵縱火，在沒有嚴重人命傷亡之下，被重判終身監禁，便是因為法院相信嚴有妄想症，很有機會再犯同類案件，對公眾安全構成極大威脅。第四是更生（rehabilitation），令罪犯能改過自新，重投社會，不致成為慣犯，如感化令或社會服務令等。
法官判案常見的各種加重刑罰因素或減刑因素，便是建基於這四大量刑原則。學術界及外地法院亦有提倡其他量刑原則，如彌補受害者（reparation）等，但相對不受香港法院重視。
在四大原則之外，效率亦是量刑重要考慮。燒狗案中，被告的判刑本為15個月，但因為被告自首及認罪，省去調查、審訊的時間，刑期因此得到扣減至8個月。相反，由於古思堯沒有認罪，再加上有同類案底、沒悔意，不適用更生原則，其刑期沒有得到扣減，才造成判刑較重的情況。
民意變化大 難成為判刑依歸
法官判刑需要詳細考慮這些互有衝突的原則，按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應用哪些原則，從而得出一個持平、合理的量刑。要將抽象的法律文字及量刑原則有效應用在具體案件上，我們需要給予法官一定（但不能太多）斟酌空間。如輕判可方便犯人重投社會，但重判監禁則可在某些情況下，切斷犯人與不良分子的聯繫，好讓罪犯出獄後能真正改過自新。
一個判決是否公正，從不同觀點出發，往往有不同的結論。但公眾在評論某些案件時，常偏重其中一兩個因素，如罪行的嚴重程度或者阻嚇力是否足夠，故此公眾意見與實際判刑不時有所偏差。再加上民意變化難以測度，一時的輿論實在不應作為判刑的依歸。再者，修改罰則以配合社會現況，理應是政府及立法機關的責任，要法院承載民意未免過於苛求。
當然，「釘官」、「放官」的講法亦非完全空穴來風。部分判決或有偏頗的法官也懂得包裝其判決，通過突出不同的案情與套用不同的判刑原則，來合理化其量刑。但侮辱國旗案中，裁判官以古思堯在公眾集會中燒膠質國旗，對在場人士構成危險，作為加重刑罰因素，便備受各方批評。
然而，在普通法遵循先例（stare decisis）原則及抗辯式制度（adversarial system）之下，下級法院處理同類案件必須跟從上級法院的指引。同時間，上級法院亦不可能主動要求審理一宗應由下級法院處理案件。要推翻的一些已不合時宜的案例，法院必須等待合適的上訴案件出現。國外司法界過去便有不少傳聞指有下級法院法官苦於無法推翻先例，故意作出有漏洞的重判，好等被告容易上訴成功。
在這角度下，重判古思堯反而給予我們機會去推翻或降低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對表達自由的限制。當然，古案的裁判官未必存有這種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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